深圳新闻网2025年4月23日讯（记者 童小晋）笛卡尔曾经说过：“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最高尚的那些人物交谈。”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阅读就像一盏明灯，或是一串发亮的珍珠，照亮漫漫长夜，抚慰孤寂和迷茫的灵魂。时值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我们精选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奥斯卡·王尔德、西蒙娜·波伏娃、阿尔贝·加缪、张爱玲、巴金、林徽因、余华8位来自国内外的文学大家，来看看他们和书的故事。

马尔克斯与《佩德罗·巴拉莫》

一本精妙绝伦的书籍 让作家烧掉所有手稿

1955年，在墨西哥的一家二手书店，马尔克斯花光最后20比索买下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

他彻夜读完这本仅200页的小说后，突然冲进厨房烧毁了自己正在写的《家》的手稿。后来，马尔克斯在自传中写道：“鲁尔福教会我如何用破碎的镜子折射整个拉丁美洲。”

对于熟悉马尔克斯的朋友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他走上写作道路的启蒙之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则让他重新找到了写作的动力。可以说，没有《佩德罗·巴拉莫》的影响，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能会逊色不少。“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兰兹·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马尔克斯说。

《佩德罗·巴拉莫》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是“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引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潮流。《百年孤独》的经典开篇灵感就来自于此。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胡安·普雷西亚多为完成母亲的遗愿，去科马拉寻找自己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小说用非常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结构展现了一个无恶不作却深情专一的农场主的一生。

王尔德与《庄子》

来自东方的蝴蝶飞到了牛津

1890年，36岁的王尔德在牛津图书馆读到了英译本《庄子》，大为感叹：“这部中国书尽管完成于两千年前，但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是个早产儿。”

他尤其痴迷《庄周梦蝶》的寓言，还在笔记中写道：“这位中国哲人早于我们千年看透了存在的荒诞性。”虽然两位作家的国籍不同、语言不同，但是对于自由和美的追求却如出一辙。

在读完《庄子》之后，王尔德郑重地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位中国哲人》的文章，写道：“我发现，在博学的庄子的文字中，包含着一段时期以来我所督导过的对现代生活的最尖锐的批判。如果你们真正了解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定会吃惊地发抖的！”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后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道家学说汇总。该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

张爱玲与《海上花列传》

在父亲的公寓里偷看的藏书 照亮了少女的闺阁岁月

张爱玲十三四岁时就开始读《海上花列传》吴语手抄本，非常痴迷。书中的吴语对白有些地方看不懂，她就缠着家里的私塾先生用苏州方言朗读给她听。

张爱玲1955年2月20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

1944年，张爱玲将这部用苏州方言写成的青楼小说译成国语，特意保留了“倌人”“调头”等行话。1967年到1980年，张爱玲更是耗费13年时间，将《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让这本用吴语写就的古典作品能够流传海外。

在散文《忆胡适之》中，她更是坦言：“翻译时总想起小时候偷看父亲藏书的紧张感，那些妓女对话里的机锋，后来都化作了《倾城之恋》里的麻将桌上的刀光剑影。”

《海上花列传》出于光绪十八年（1892），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出版了总共64回的单行本。“海上花”顾名思义，“花”是对妓女的代称，“海上”既是指上海，在书中也有特殊的意思，寓意这些烟花女子身世沉浮，或一时富贵、或堕落沉沦，随波逐流，不由自主。所以《海上花列传》其实就是为上海滩这一众烟花女子所画的一幅群像。

波伏娃与《呼啸山庄》

女作家之间的灵魂共鸣

14岁的西蒙娜·波伏娃在巴黎家中的阁楼发现母亲藏的英文原版《呼啸山庄》，她偷偷用词典逐字翻译，被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狂风暴雨般的爱情震撼。

多年后，她在自己的代表作《第二性》中分析：“勃朗特塑造的不是爱情神话，而是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被撕裂的灵魂图谱。”

而在1976年接受采访时，她仍能背诵小说开篇名句：“我刚刚从我的业主——那位离群索居的凶神恶煞般的人那儿回来。”

两位不同时代的、伟大的女性作家，得以在文字的庇护中灵魂相遇。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47年，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描写的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不堪受辱和恋爱受挫外出致富，回来后发现女友凯瑟琳已与地主林顿结婚，继而产生对地主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全篇充满了强烈的反压迫、求自由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浪漫的艺术气氛。

巴金与《父与子》

好的作品能够在低谷中激励自己

人们说起巴金，通常会谈到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但是巴金同时也是一位译作等身的作家，懂得十几种语言。

在俄罗斯作家中，巴金很少翻译托尔斯泰，而是更喜欢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对方文字的轻盈灵动、炽热真诚，与巴金自己的写作风格不谋而合。

1934年到1935年，巴金旅居日本，遭受不少屈辱经历，他在日本经常不意遭到警察盘问，在横滨时，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他。于是，在这种感情激动、坐卧不安、异常想念祖国之时，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在创作散文《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成为他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

抗日战争期间，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两部长篇作品《父与子》《处女地》。他当时与朋友合作开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是为了介绍外国作品，进行“文艺救国”。

翻译这两部作品不仅仅是出于巴金个人的喜好，更是希望在这一特殊时期，通过文学唤起民众的救国热情。两部作品均以死亡为结局，暗示革命的道路上荆棘遍布，需要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执着。

加缪与《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书中寻找生命的荒谬与真实

加缪的书桌上一直摆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存在主义大师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了荒诞世界的终极诘问。后来他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正与反”一章的影响，创作了随笔《反抗者》。

在大学里，加缪组织成立了剧团，将一系列当地人从未起心动念要改编的作品搬上舞台，包括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蔑视的时代》。

加缪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关注点比较独特，他最感兴趣的是伊万·卡拉马佐夫或是《群魔》中的基里洛夫。伊万·卡拉马佐夫曾经叩问“上帝是否存在”，多年后，在加缪的代表作《西西弗斯神话》中也发出了类似的关于宗教与生命的追问，作者写道：“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改编自一桩真实的弑父案，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弑父案件的法庭审判。全书展示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

林徽因与《营造法式》

一本书改变了中国建筑史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建筑学家和营造学社的成员对彼时战火中数以千计古建筑的发现、测绘和研究，都源于一本“天书”的发现——那就是由宋代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木经》基础上编成的《营造法式》。

这部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也是迄今为止存于世界上的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

正是这部古书的现世，开启了中国建筑史学科体系和研究机构的建立。1930年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就是在梁思成的带领下成立的。

从那以后，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走遍了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其间测绘和拍摄2000多处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

1937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李庄逃难途中，仍坚持校注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林徽因在病榻上给费正清写信：“这本建筑典籍里的‘举折之法’，竟与杜甫‘星垂平野阔’有相同的空间韵律。”

余华与《鲁迅全集》

36岁时 他才真正读懂鲁迅

如果要问余华最讨厌的作家是谁，年轻时的他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鲁迅”。和大部分学生一样，鲁迅对于余华来说，只是一个经常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学人物。

高中毕业以后，余华再也没有读过鲁迅的任何作品。偶尔听到有人说他的作品是继承了鲁迅的精神时，余华内心是十分不满的。

1996年的余华，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当时一位导演想把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就找到了余华，并且答应余华说事成之后可以给余华策划费。为了这次改编，余华不得不再次翻开了鲁迅的作品。

36岁的作家余华再看鲁迅，感受和年轻时截然不同。在读完鲁迅的《孔乙己》后，余华彻底地被鲁迅的文学作品给征服了。拥有了足够的人生阅历，余华才真正读懂了鲁迅。

余华给找他把鲁迅的文学改编成电影的导演打了个电话，说：“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果出现在荧幕上面，就是对鲁迅作品的糟蹋。”

即便是像托尔斯泰、马尔克斯、加缪、波伏娃这样的文学大家，也需要从书籍中获取营养。这些文学作品是人类历史上的宝贵财富，是浩瀚宇宙中的星辰。在灯下打开一本书，与先贤们开启一段穿越古今的对话，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心灵的滋养。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希望我们和书的故事能够一直续写下去。